我的导师周三多教授

发布时间:2012-12-28 11:19:52 发布人:周耿

裴 平

 光阴如梭,逝水流年,导师周三多教授的八十寿辰即将到来。最近,我们同门博士师兄弟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多次相聚,或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交流,共同回忆拜学于恩师门下的美好岁月,感念恩师对我们的教导、关心和支持。在同门博士师兄弟中,我在周老师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最长。想起三十多年来与周老师相处的日子,真是千头万绪,太多的心动和感激难以用语言真切的表达。

(一)

我第一次见周老师是在1980年下半年《工业经济管理》的课堂上。上课前就听说经济系调来了“省委组织部特事特办”的新教师,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吉林工业大学当过老师,后在常州客车制造厂主管技术与开发,而且被定为常州市副市长的候选人之一。大家对这样的老师充满着期待,那天我提早到教室坐在前排,同学中无一人逃课。上课铃还没响,周老师夹着咖啡色的旧公文包进了教室,他看着不熟悉的同学,一言不发,像是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教室。同学们没见过周老师,也一言不发,不知道他是不是来上课的周老师。那时的教学秩序较乱,老师和学生走错教室的事常有。上课铃很快响起,老师和同学才相互确认。

 周老师时年40多岁,身着一套中山装、架着深色宽边眼镜、脸庞方正、额头饱满、目光炯炯、气质儒雅、充满自信。周老师很低调,他没有证实或渲染同学们听到的关于 “省委组织部特事特办”的传言,而是说他很高兴能到南京大学任教。周老师的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挥洒自如、观点犀利,且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周老师不逊言笑、语气沉稳,但他的讲课有逻辑性和有穿透力。周老师人文修养好,粉笔字也写得俊朗,还经常在课前课后与同学交流。毫无疑问,周老师讲授的《工业经济管理》是为数不多、同学们喜欢和收益良多的课程之一。 周老师从教40余年,培养了难以计数的学生。虽然1994年南京大学才设立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点,但从周老师门下毕业博士生就有33名。作为周老师的学生之一,我的业绩平凡,但师兄弟姐妹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我感到自豪。其中的主要理由是,周老师教过和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好评。

(二)

1981年我从经济系毕业留在校财务处工作,不久又被借调到经济系会计教研室工作。虽然我不参加周老师所在企业管理教研室的活动,但还是能经常见到周老师,特别是感受到他在科学研究,特别是在管理学研究方面的热情、执着和创造力。

八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学科体系大而皇之,从日本漂移来的企业管理经验支离破碎,中国的管理学科处于初创阶段,有大量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周老师以他的睿智和经验认识到在中国,在南京大学建立和发展管理学科的重要性。他在教学之余,很少现身江湖,更不纠结于人情世故,而是专心于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在1988年正式调到商学院任教前,我就读过不少周老师的著作和论文。1994年成为周老师招收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的开门弟子后,我比较系统地研读了周老师的著述,而且还经常登门请教,当面聆听周老师的教诲,并向周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周老师具有战略眼光和批判精神,分析问题丝丝入扣,而且勤于笔耕,他在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当代战略管理思想、中小企业管理,以及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限于自己的功力和辈份,我不敢妄评周老师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但周老师当属国内外同行敬重的管理学大家。周老师主持过多项国家科研项目,出版过数十本著作、教材和译著,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还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成果奖。特别是他的那本管理学教材《管理学——原理与方法》1993年出版后,近20年来一直受到高度评价,被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单位采用,1997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9年第三版发行以来,每年发行量都在10万册以上,对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和管理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学位和交流学术十几年,2011年获得“南京大学从教三十年”荣誉证书,而且父亲和妻子也一直大学任教。我见过的大学教师不可谓不多,对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的感受不可谓不深。在我心里,周老师不仅教学好,而且研究能力强,是优秀的大学教师,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三)

1978年的南京大学经济系只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和经济管理专业(大专),学生约100人,专职教师不到10人,也没有影响较大的教学科研成果,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水平远远落后于许多兄弟院校。但是,南京大学的历史底蕴深厚和学术环境宽松,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职工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奋斗精神,大多数学生又有良好的素质和潜力。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三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南京大学经济系已发展成为全国一流且有国际影响的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科也稳固地位列于全国第一方阵。如今的商学院有本科专业10个,硕士点1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2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3个,教职工200多人,各类在校生超过5000人。

我是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的首届学生之一,又长期在商学院任教,对于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不仅是见证者,而且也是参与者。我知道,学科建设离不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甚至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同时我也认为,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创造历史,周老师为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老师刚调进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就是管理学方面的骨干教师,不久后又成为管理学科的带头人。1987年5月企业管理教研室从经济系分出,单独成立管理系,周老师是首任系主任。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周老师除做好自己的教学科研外,就是全身心地投入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周老师四处奔波,以其诚恳和耐心积极引进师资力量;周老师礼遇年长教师,扶持年轻教师,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学术团队;周老师还“找领导,走关系”,拓展学科发展空间,改善办学设施和教职工待遇。那时候的管理系以及管理学科在南京大学算不上“声名显赫”,但算得上“破土而出,崭露头角”。周老师及其团队也已经在全国管理学界和不少实际部门“备受关注”。

为整合资源,加快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1988年12月南京大学决定将经济系和管理系合并,成立国际商学院(后改名为商学院),周老师出任首任院长。从首任管理系主任到首任商学院院长,免不了各种摩擦、误会和矛盾。也许是管理学大家的长处,周老师以其智慧、隐忍和宽容成功渡过商学院成立之初的不稳定期,并为商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近8年的院长任期中,周老师没有偏爱或固守自己领衔的管理学科,而是同时加快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大力支持经济学科的新增长点。80年代后期,毕业于北京、上海、厦门和国外一些高校的年轻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成果突出,形成了实力较强的学术团队,使南京大学经济学科在全国的地位明显提高。周老师为之“鼓与呼”,不但到学校反复做工作,破格晋升优秀青年教师的专业职称;而且不论资排辈,及时把优秀青年教师提拔到院系领导岗位。在周老师的关心和支持下,这些优秀青年教师和管理学科的优秀青年教师团结合作、共同进步,很快成为商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优化师资结构,提高教学科研的国际化水平,周老师一方面重视引进海外人才,如经常与赴海外留学和进修人员联系,在重要节日慰问他们的家人,出国访问期间找他们促膝谈心,在动员他们回国任教的同时,还力所能及地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周老师积极与海外高校建立师资交流和合作办学关系,每年都有许多外国教授和专家前来讲学,也有不少商学院教师出国交流,特别是商学院主持或参与的美国密苏里大学MBA项目、哈佛大学教师交流项目、中国-荷兰MBA项目,以及新加坡MBA项目等都产生了良好效果。出于社会需要、学科布局和未来竞争的长远考虑,在经济系和管理系的基础上,周老师主张和推动组建国际经济贸易系、国际金融系(后改名为金融学系)和国际会计学系(后改名为会计学系)。组建新系时,且不说被指责为冒进,办学资源有限,就是人事安排也足以让周老师睡不安稳。周老师是有魄力的战略家,他排除干扰,唯才是举,积极扶持,三个新系得以顺利组建和迅速成长。经济系、管理系、国际经济贸易系、金融学系和会计学系,再加上人口研究所和乡镇企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极大地充实了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内涵,调动了商学院教职工,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积极性,也使商学院拥有了更多的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等教学科研平台,商学院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和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物质支持。周老师在主政商学院期间,积极争取资源和赞助,并且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科研的情况下,不断提高院系的办学收入。商学院教职工的工作条件一年好於一年,商学院的学科建设水平也年年有所提高,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995年5月周老师已年过六十,在院领导班子换届时,他谢绝领导和同事们的挽留,执意要激流勇进,让年轻人挑大梁。换届后我去看望周老师,他对我说:邓小平带了好头,年纪大了,主动让贤是明智之举。我退出领导岗位,把年轻人扶上马,但不想再送一程。让年轻人去干,我就培养培养博士,做做自己想做的事。周老师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周老师卸任院长职务时,我是金融学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还有好几年分管商学院的行政和人事工作。据我所知,周老师不摆老资格、不说这说那、不要求特别关照,赢得了大家的敬重。离退休后,周老师甚至“过于低调”,很少在商学院露面,在许多慰问和福利性场合,几乎见不到周老师。

其实,周老师并没有“离退休”,而且在更大的时空,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忙于管理学科发展和管理人才培养。在创立南京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点后,1995年以周老师为学科带头人,企业管理学科被批准为江苏省重点学科,1998年建立了企业管理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企业管理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为推动全国MBA入学考试改革,周老师作为入学考试改革研究小组组长,集中了全国26所MBA试点院校的专家学者,经多次研究和探索,于1996年制订出中国第一个MBA入学考试改革方案,国家教委批准后于1997年正式实施。同年成立的全国MBA入学考试研究中心设在南京,由周老师担任考试中心主任。在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周老师为主任的考试中心又成功组织第一次MBA入学全国联考。MBA入学全国联考制度不断完善,持续至今,为中国MBA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周老师年届80。我请他保重身体,他对我调侃:“80岁到处晃晃,90岁床上躺躺”。我想,周老师的身体硬朗、思路清晰、表达流畅,“习惯于”学科建设与发展,他就是“到处晃晃”,也主要是在管理学科和同行中“晃晃”,而且一定还能“晃”出些闪光点来。

(四)

古人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天生愚钝,求学经历坎坷,也没有多大成就,绝不敢以千里马自喻。然而,周老师的知遇之恩使我难以忘怀。我几次犹豫,要不要写下面文字,一是不想听“吹捧老师和夸耀自己”之嫌话,二是师生之情也许更适于记在心底。可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写些文字,以对周老师的知遇之恩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激。这是因为,与周老师相处三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直白地向周老师表达过我内心深处的感激;而且在即将来临的周老师80寿辰庆典上,我怕表达不清楚我内心深处的感激。但是,内心深处的感激迟早总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情至如此,就顺其自然吧。

196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把我送进南京大学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在幼儿园,我没有学到像今天幼儿所掌握的许多知识,但我很快乐。从读鼓楼一中心小学到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惶恐与游荡中度过。文革中,父亲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什么“516”分子,长期被关押在南大校园和溧阳农场的“牛棚”;母亲是反革命家属,除做完金陵中学的工作外,还要交代无需交代的问题,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忙着组织红小兵和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常常把我这个“反革命”的“狗崽子”冷落在学校角落。我时常为父母担惊受怕,也因无人管教疯狂玩耍,高二时才开始“改邪归正”认真读书。1974年高中毕业,一没大学可考,二没工作可找,只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战天斗地三年半。1977年,因冒雪步行到栖霞镇赶考迟到二十分钟,我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1978年,我再参加高考,总分345,过了一本省控线330分,被录取在江苏师范学院政教系本科专业。父亲听说南京大学恢复经济系并招收三年制大专,动员我放弃本科到南京大学读大专,一直都比较叛逆的我居然也就同意了。

1981年我毕业留在校财务处工作,不久后被借调到经济系讲授《预算会计》课程,并担任高校财会干部班的班主任。我十分珍惜借调的机会,认真备课和讲课,努力搞好与学生的关系,而且对每位在编教师都很尊重。然而,有些人总是盯着我的“大专生帽子”,使我终日不得开心颜,活脱像个二等公民。记得某大年初二上午,我怀着敬畏之心登门向一位老师拜年。他没让我进门,淡淡地说“谢谢”,接着就问:你大专毕业,能教书吗?在系里教书可不是好玩的。我差点没有晕过去。当天临近中午时分,我强打精神,又去给周老师拜年。周老师亲自开门,热情地把我引进他的书房。他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我,还说相信我能把课讲好。同样是我敬重的在编教师,他们怎么就不一样呢?我这个大专生刚出周老师家门,就下决心一定要超过“大专生”。

1983年下半年学校挑选一些年轻教职工参加国家教委的出国人员英语水平测试(EPT),我得了第一名,1984年上半年被国家教委公派,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不是经济系的在编教师,又飘零在异国他乡。在我出国留学的三年中,周老师关心着我,给我寄慰问信,碰到我父母就了解我的情况,而且每个春节都去看望我的父母。1987年上半年我顺利毕业并拿到学位。是留在比利时杨森制药集团国际部工作,或是在比利时华人办的贸易公司打工,还是继续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父亲寄来一封长信,说周老师和其他系领导到家里看望,动员我回南京大学工作。父亲在信中还说,回国工作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1988年上半年,我从校财务处正式调到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任教。我主讲跨国公司经营学、国际市场营销和国际金融学三门课,出了一些质量尚可的科研成果,还兼任商学院外事秘书。周老师组建江苏企业跨国经营研究会,我出任秘书长;周老师接待外国专家学者,我担任翻译。在商学院,我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向周老师请教,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由于学校和商学院对年轻教师的大力扶持,而且我的教学科研成果也有一定竞争力,1989年我破格晋升讲师,1991年又破格晋升副教授。1994年下半年,因为不想与我大学时的老师同时竞聘教授岗位,我向周老师提出撤回申报材料。周老师了解情况后,支持我走破格申报的通道,即在南京大学高评委讨论通过后,我还要参加江苏省的竞争和评审。1995年初,我的老师和我同时晋升为教授。我认为,职称晋升快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周老师给了我自信和动力。

1994年9月我成为周老师招收企业管理博士生的开门弟子之一,1995年2月我获世川良一优秀博士生奖,奖状已经填写和盖章,研究生院还通知我准备在颁奖会上发言。出乎意料的是,研究生院又通知我优秀博士生获奖者已换成我的师弟,原因是我很可能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南京大学教授还是在读博士生,有损于著名高校的形象。不久,人事处又通知我和社会学系的一名年轻教师赶到学校高评委开会现场的门外,要我们写“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书面材料,否则高评委将不讨论我们申报教授的材料,理由同样是教授是在校博士生,有损于著名高校的形象。事出突然,又不能冒犯评委们,我们违心写下了书面材料。几个小时后,我们被破格晋升教授的消息传来,我和那位仁兄相对无言,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在这件事上,周老师是同情我们的,也做了许多工作,但学校态度坚决,我们还是被剥夺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同年7月,我通过国家教育部和美国专家组的选拔,作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进行学术交流。一年后,我一回国就到周老师那里诉苦:走了几所美国大学,哪里的教师和学生没有人称呼我裴教授或裴主任(我时任金融学系主任),都称呼我裴博士,在他们眼里,大学教授和系主任一定是博士。我不知道如何回应美国师生对我的称呼,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当时很郁闷,被评上优秀博士生,又被破格晋升教授,不算是品德差和能力低,凭什么要剥夺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周老师了解美国大学情况,思想开明且有独到见解,他支持恢复我和那位仁兄的博士生学籍,答应与校长和几位分管副校长沟通。几天后,我和那位仁兄坐在校长家里大吐苦水,校长说理解我们的想法,暗示学校的做法是可以调整的。又过了几天,主管副校长当面宣布恢复我和那位仁兄的博士生学籍。一年后,我顺利毕业,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好像也没有损害著名大学的形象。如今想来,如果不是周老师的理解和支持,我怎能忝列于周老师指导的博士生行列?会不会像头顶“大专生帽子”那样,终日不得开心颜?

周老师出任商学院院长后就新建了三个系,而具体组建金融学系的任务就交给了我。1993年下半年,我带着三位教师筹建金融学系,当时的学生就是数量经济专业(国际金融方向)的学生。1994年初,我被任命为金融学系主任,全面负责金融学系工作和金融学科建设。当时我37岁,还是副教授,承受很大压力,也有不少人为我担心。周老师找我谈话,说明建设金融学科的重要性,对金融学系的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还表示学院会大力支持金融学科发展。从那以后,我不敢懈怠,努力工作。在校院领导和兄弟系老师的支持下,本系同仁团结奋斗,于1994年设立金融学专业本科点,1996年设立金融学专业硕士点,2004年设立金融学专业博士点,并为成功申报应用经济一级学科博士点奠定了基础,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如今,金融学系已扩展为金融与保险学系,拥有金融学、保险学和金融工程三个本科点、金融学硕士点、金融专业硕士点,以及金融学博士点,能够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等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而且教学科研成果比较突出,在全国同行中也有良好口碑。

人海茫茫,世事难料,能遇上周老师,是我的幸运。三十多年来,周老师以其令人敬佩的人品、学养和事业心,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引领者;周老师对我的教导、关心和支持,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我从大专生成长为博士生导师。浩荡师恩难以详尽言表,唯有以加倍的努力光耀师门,才是对周老师最好的报答。

在周老师八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我执弟子之礼,敬祝恩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弟子:裴平

2012年7月31日

本文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的《师道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