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发展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可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把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科归之于西方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按此要求,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应该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相应地解决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经济发展新理论。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包含经济发展问题。第二,经济发展理论的话语体系须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规范。第三,亟待从学理上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回应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挑战。

  一、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明确地将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近年来,虽然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已经开始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研究对象的表述一般都规定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研究仅处于“被联系” 的次要地位,即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实践证明,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只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最终还会使自己边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力直接作为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存在诸多不容置疑的理由。一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决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社会改造“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具备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更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经济落后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阻碍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制约性条件是生产力的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二是由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决定。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决定。中国用不太长的时间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14亿人口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即将一个不落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即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仍然处于 世界前列,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对于如此成功的社会实践,离开了研究发展生产力为任务的经济学,是难以作出准确解释的。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将研究对象明确为:在发展变化中,研究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研究生产力,研究什么?邓小平说: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需要把两个方面“讲全了”。习近平还提出,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就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广义地说,保护生产力属于发展生产力的范围,但针对我国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突出存在的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有必要将保护生产力独立出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点,就是构建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经济理论。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形成了经济发展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含经济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拓展。

  二、构建经济发展理论的话语体系

  经济发展理论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也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尤其是在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按此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发掘系统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理论建构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阐述的一系列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发展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例如,关于劳动生产力要素的规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分,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等。

  其次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世界性问题,西方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增长为对象的增长经济学,都不乏可为我所用的积极成果。例如,二元结构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等。这些范畴和理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可以同世界流行的发展理论,通过比较和对话为我所用。其间同样有一个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再次是以中国的发展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智慧。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独创性观点,如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其中包括,关于确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三、回应进人中等收入阶段的重大发展问题

  重大现实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作为研究导向的重大现实问题与所处时代的历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需要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在生产关系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并指导了我国近4o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我们同样需要在生产力层面,阐明我国当前所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生产力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制约着经济发展的环境、目标、方式以及动力。依其究竟是处于低收入阶段,还是中等收入阶段,或是高收入阶段,各自的经济发展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现在我国经济已具有明显的中等收入阶段特征。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问题,意味着低收入阶段的一些经济发展理论不再适用。准确地回应这些新的系列挑战,需要进行理论创新。

  首先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迈人了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最主要的原因有这些方面。(1)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接近极限。(2)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放慢,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也接近极限。(3)供求结构严重失衡,出现了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而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却严重过剩的状况。因此,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是不可避免的,但中高速增长能否建立在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且具有可持续性,显然要看是否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其次是跨越“中等收人陷阱” 问题。形成“中等收人陷阱” 的主要症结,在于发展方式问题。进人中等收人阶段后,如不能摆

脱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其后果则是,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导致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三大至顶”威胁。(1)收入差距达到库茨涅兹收入差距倒U型曲线的顶点。(2)腐败程度也达到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的顶点。(3)环境污染达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的多元化,居民针对这三大威胁的维权意识大为增强。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陷人这一陷阱。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且在正确的发展理论指导下,即使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也能够通过科学发展化解“三大至顶”威胁,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次是补齐发展的短板。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须惠及全体人民,亟待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当前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还存在诸多短板。我国进人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尤其需要根据“共享”和“协调”的原则,补齐如下短板。一是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二是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以化解城乡二元结构。三是补齐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短板。四是补齐生态文明的短板。这些短板的补齐若“四缺一”乃至更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难以继续。

  进人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面临的上述严峻挑战,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的起点和动力源。有效应对这些重大发展问题的根本理念,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适应由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的重大转变,需要运用新发展理念在以下方面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是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只是经济增长问题,目标单一。在进人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不可能单一,不仅是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都要进入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最关心的是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包括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持续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文化创新。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人中等收入阶段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就是习近平概括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不只是转为集约型发展方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向内容更为丰富的创新型发展方式。一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就是改变低收入阶段对禀赋资源比较优势低端产业结构的依赖,依靠科技进步转向中高端的产业结构。二为发展驱动力转换,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三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最小成本化。只有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福利不断增进的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有价值的可持续增长。

  三是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国际环境的变动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意味着,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以及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现代化。不仅“四化同步”是中国的创造,而且其中的每一“化”都有中国自己的创造。现代化新征程更加重视人的现代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代化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其基本的物质文化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消除旧的社会分工,教育和文化事业高度发达。

  四是保护生产力直接成为发展目标。面对在低收入阶段所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所造成的资源耗竭及其供给的不可持续状况,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保护生产力,应该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理念,必须明确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难以再生的宝贵财富。人类不仅需要通过发展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要在发展中赢得更多的生态财富。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体现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最适宜的文明方式影响自然,可以换取自然对生产力发展的最佳反馈。

  四、寻求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寻求和把握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涉及两个层面:在生产关系层面寻求和把握发展的新动力;在生产力层面寻求和把握发展的新动力。生产关系层面的路径是推进改革对解放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第二个层面,过去曾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要素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已明显衰减,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需要转换,经济发展理论当需在供给和需求两侧揭示新的增长动力。

  一方面,在供给侧的推动力衰减时,要寻求需求侧的拉动力。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①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在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尤其要重视消费需求拉动的基础性作用。之所以必须这样做,不只是因为过去对扩大内需消费重视不够,更重要的是,消费对拉动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不可替代的作用。(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突出消费对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生活消费属于最终需求,是经济发展最可靠的持续动力。(2)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的必然要求。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直接反映公有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的性质。(3)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相匹配的均衡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发展方式科学性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还要研究消费。加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关键是培育消费力,包括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另一方面,在供给侧的物质资源投人不足时,更要寻求新的驱动力。影响经济实际增长率的潜在增长率的供给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外,还有技术、生产力结构、管理能力、效率等方面的要素。现阶段消退的供给侧推动力,只是生产要素中的物质资源、环境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可形成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相对于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更为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激活一系列新的驱动力。

  一是科技创新的驱动力。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发展的基点,它在现阶段的历史地位尤为重要。(1)科技创新发展是新型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所涉及的转方式、调结构、绿色化都需要创新来驱动。(2)科技创新的核心是自主创新。现阶段的科技创新正从过去以跟踪模仿为主,转向跟踪模仿与并跑领跑同时相存的新阶段。(3)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培育新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4)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注重研发和孵化新技术,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氛围。(5)人才成为科技创新的第一驱动力。将科技创新作为新型的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如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指的是各种要素之间有机组合所产生的集合生产率,大于各单个要素生产率的简单相加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定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能对各种要素起集合和引导作用的要素。在投资作为集合和引导要素的场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着力点是提高投资配置的效率,否则就会出现要素结构性错配的两种状况。(1)投资较多地投在地产和虚拟经济,而不是投在与新产业相关联的物质资本和技术要素。(2) 投资偏重物质资本,忽视人力资本投资。针对这两种状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着力点,就是要重视对实体经济尤其高新产业的投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当前特别要重视企业家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集合和引导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经营者向成为有才干企业家的转变,放手让企业家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组合生产要素,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经济学处理经济问题的核心,可以概括为“选择”和“激励”两个关注点。一般说来,需求侧的经济学关注的是选择问题。即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由市场选择资源流向,进入哪些地区、行业和企业,由充分竞争的市场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从而对企业产生外部压力。供给侧的经济学则更关注激励问题,以激励市场主体能动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这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激励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激励创新。科技创新不能只是靠市场压力,还需要激励,包括在知识产权严格保护下创新收益权的垄断、政府提供激励性政策和引导性投资激励等。二是克服机会主义行为。要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建立激励性体制,克服影响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道德风险这类机会主义行为,并从机制上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三是激发企业活力。针对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要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经济运行的细胞是企业,激励企业活力关键在于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在职工和企业的关系方面,突出企业内部合作共赢的整体利益。在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也要突出企业的上述整体利益。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四是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在低收入阶段,以农民进城为内容的城市化是驱动这一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人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二元结构的对立统一运动有了新内容,一方面是城市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二者都蕴藏着增加需求和增加供给的巨大空间。就后者而言,城市发展要素向农村的扩散意味着,在农村中的城镇增长点增加城市要素及设施的供给,促进其逐渐具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等新功能。就前者而言,推进人的城镇化意味着,不但使进入城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形成对城市住房和福利的新需求,还要使农民在分散于广大农村的小城镇实现市民化,享受市民权利,形成对当地城镇住房和福利的需求。很显然,在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中,城乡发展一体化将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结合起来,构建系统化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层面的开创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