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隐匿的地方政府债务阻碍去杠杆

 

来源:南京大学新闻网

 

    去杠杆,是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但从实践中,“非金融企业及其杠杆率高”是怎样发生的?又如何来理解以及采取对应的措施?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专访了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他曾受官方智囊部门委托,对“去杠杆”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就是要把在低生产率和高风险部门滞存、占用的市场资源、物质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更高、市场需求更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是政府应该主要着力的领域。此外,对“被隐藏”的地方政府债务应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

 

    国企去杠杆是关键所在

 

    《21世纪》: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你曾在提案中提出过实体经济负债率过高,“实体经济不实”的说法,为什么?

 

    刘志彪:我们经常听到企业家说,干一年都为银行打工了,利润都以利息方式交给银行了。为了验证,我就对制造业类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利润率只有2%-3%,这与1年期的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差不多。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因为要支付更多的钱给债权部门,也就是银行。反过来看,这说明企业的负债高、杠杆高,表现为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业盈利低,也就导致研发创新能力差、生存能力差,继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安全,也带来了较高的金融风险。

 

    《21世纪》:过高的杠杆率是怎样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

 

    刘志彪:中国目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在150%以上,有超过100多万亿的债务,保守估计每年需要支付利息五六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其实就是支付了债务的利息,长期以往,实体经济会空洞化,就没有自我发展的潜能,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21世纪》:这种高杠杆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刘志彪:表面上是企业部门借债多, 背后则是,实体企业增长压力大、投资规模大,在资本金不足和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主要是靠向银行借钱,导致债务过高。在上述100多万亿的债务中,70%以上都集中在国有企业。一方面债务容易通过货币刺激政策送达国企,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因为实体经济负债率高,银行金融部门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意把资金继续投向实体经济部门,而使其不断地涌入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表现为资产价格不断飙升甚至连续翻番,并如此反复循环。

与之对应的是另一方面,非国有实体企业无法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只能纷纷主动地退出市场,或被动破产倒闭。但国有企业一般不能破产,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僵尸型国有企业,其实都是由大量的信贷资金堆积起来的,这是导致增长动力衰减和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因此,实体的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成为去杠杆的重点,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

 

    地方政府债务“被隐藏”

 

    21世纪》:怎样定义“非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

 

    刘志彪:就这个问题,我在研究中也和很多部门、机构有过交流,但官方并没有权威的专门的关于实体经济部门高杠杆率的表达。目前大家用得较多的表述是中国社科院李杨教授研究团队的数据,即中国目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为156%,其中国有企业的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这个和我们之前承担同性质课题的研究结论差不多。显然,这个结论是中国负债率高,主要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杠杆率高。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底中国企业部门债务率170.8%,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而2008年中国企业债务率才90%

 

    21世纪》:中国个人借贷相比国外来说是不多的,外资负债主要是向国外母公司借款,民企如果撑不下去就会倒闭破产。另一方面看,地方政府负债率好像也不高,那么债务都在哪里?

 

    刘志彪:当前统计政府负债率不计算融资平台的话,发现负债率并不高,甚至处于合理区间。原因并不复杂,因为部分地方政府负债被隐蔽。主要在两个渠道: 一个是政府融资平台是用企业形式来负债,算入国有企业的负债;另一个就是通过PPP项目,理论上企业应该以股权形式投入,但操作中“明股实债”情况多见,也就是地方政府给社会合作者提供一个债务和利息的保障偿还水平,所以从统计上看,地方政府债务并不重。从我的了解看,由于隐蔽化问题,中央对地方政府债“两个暗的方面”的处理是高度重视的。

 

    解决资源过度配置过剩行业问题

 

    21世纪》:但是,当前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程度也很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奏效慢?

 

    刘志彪:现在的投资资源配置,表现为资金被大量地投放到产能严重过剩的一般性制造业。令人担忧的是,在现有的间接融资体制下,信贷资源配给实体经济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这就导致了实体经济企业债台高筑。从银行角度看,是信贷部门的风险管理机制在禁止资源过度地错配给实体经济部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信贷部门惜贷、慎贷的行为,解释了为什么银行总是愿意贷给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可以发现,70%的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所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就是要把在低生产率和高风险部门滞存、占用的市场资源、物质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更高、市场需求更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是政府应该主要着力的领域。

 

    21世纪》:你认为国企去杠杆该如何进行?

 

    刘志彪:在现行体制下,要坚决硬化对国有企业的投资预算约束,加强自身债务杠杆的约束和管理。软预算约束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经济负债率不断上升、信用恶化的主因。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恢复必须通过市场来约束企业行为的常识。比如,现在很多国企主导的PPP项目投资周期长、投资总量大,但国企领导任职期较短,投资回报时间长的特点遇上了政府官员任期短的矛盾,会加剧债务风险,出现今年政府报告中讲的“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为此建议,对PPP项目,要构建决策的终身责任约束机制。同时,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往往表现为地方国企的负债,它们具有规模大、隐蔽性强、风险高等特点,是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