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安同良教授团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企业互联式创新》

发布时间:2023-11-15

《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10期刊发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安同良、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魏婕、南京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姜舸的文章《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企业互联式创新》,其中指出,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工业时代的线性创新、交互式创新正在向数字时代的新模式——互联式创新转变。互联式创新是由嵌入互联网的分布式多主体——企业、异质性知识体与消费者,通过目标知识搜寻发生广泛的连接,从而形成知识变革与创新涌现的创新模式。数字经济时代,融入互联式创新网络越深,进行互联式创新活动越多,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因为互联式创新行为会形成创新成本节约和知识偏好连接的基本特征。互联式创新为中国技术后发企业的知识搜寻、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规制等提供了新路径。

此项研究成果是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科响应党中央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伟大号召,扎实研究中国问题、刻画中国道路,立足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此项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商学院实践“南京大学‘奋进行动”,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开拓创新,取得的最新创新成果,对强化学科方向凝练和聚焦,进一步提升学科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数字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人类正在迈入“人机物”融合共生、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传统创新理论已经无法清晰刻画数字时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特征以及创新速度迭代加快的内在动因。创新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正在聚焦以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引致企业创新行为的革命性变化。万物互联时代企业创新颠覆性变化,其呈现出创新不再是工业时代冗长而费力的“少数派”工作,而是在互联网连接下的万众创新,即互联式创新新模式。互联式创新是指,嵌入互联网的分布式多主体——企业本身、异质性知识体和消费者,在多边网络下通过目标知识搜寻发生广泛的连接,从而在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支撑下形成知识变革,进而创生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新算法以及新组织与新制度等。互联式创新超越了传统创新理论中仅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限制,将具有知识创造能力的多主体纳入知识网络中,分布式多主体成为数字时代各类创新的“起点”。其中,异质性知识体是指消费者以外的产生新知识的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互联式创新呈现四大整体特征: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的支撑性、各类知识可迁移性、分布式多主体驱动性,以及多层空间的融合性。

万物互联数字时代, 与其引致形成更复杂的智能网络化生产相契合,以复杂经济学新范式的主要分析工具——复杂网络来剖析数字时代企业创新模式——互联式创新正当其时。基于复杂网络构建互联式创新行为模型:将市场中每一个创新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本身、异质性知识体和消费者作为网络中的知识节点,节点间通过信息传递、市场交易、创新合作以及社会关系等建立连接。基于复杂网络构建了互联式创新模型,该行为模型揭示了企业互联式创新的行为机理:分布式多元创新主体依托互联网形成连接,进而演化形成的互联式创新网络呈现出复杂网络常见特性。

一是互联式创新网络的小世界网络特性,使得互联式创新行为表现出连接成本节约、创新效率提升的新特征。互联式创新造成了连接成本的显著下降,原因在于互联网底层技术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信息发现与共享难题,使得知识与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幅增加,交流和搜寻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在网络空间下,经济主体对系统内各类信息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的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可以说,互联式创新由于实现了任意两个知识节点间更快的搜寻,显著提升了信息和各类知识传递的效率;不仅能够促进企业间、企业与其他分布式多主体之间合作共享过程中知识的吸收、反馈和利用,而且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洞察竞争对手的创新策略,针对消费者进行定制化创新,保证微观个体能有效地利用互联式创新网络结构实现知识整合、加速创新过程以及提高创新效率。由此可见在万物互联时代,任何主体所拥有的目标知识都可以是企业创新的起始点,分布式多元主体驱动的创新模式正在形成。

二是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无标度网络特性决定了互联式创新呈现出知识偏好连接进而引致枢纽节点主导创新。将企业进行两种类型的区分:一类是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较高的枢纽企业,另一类是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较高的知识聚合枢纽。在万物互联数字时代头部企业会形成独特的“产业经济体”,即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几乎被1-2个经济体控制,形成以其为网络枢纽节点的创新生态系统。枢纽节点的先发先至以及偏好连接的特性,使枢纽节点天然拥有先发优势,并且通过“富有的”连接使得自身沿着动态、可延展的方向不断演化,产生“积木式”的衍生迭代创新。另外,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知识聚合枢纽企业是其他企业优先选择的合作对象。知识聚合枢纽企业在与其他企业创新合作过程中协同博弈,提升自身作为创新平台的作用。在数字经济形态下面对层出不穷的技术机会,一些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较高的新兴企业会形成网络中的高适应度的节点,进而通过适应性学习能力的提升,成为不同节点间沟通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可见,知识聚合枢纽通过自身较高的整合和辐射能力形成引领创新的新模式。

数字时代中国企业互联式创新行为的典型事实正在验证上述互联式创新的基本逻辑:中国企业通过全面数字化转型并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创新,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数字创新生态:第一,在互联网助力下,企业知识搜寻更为便捷,互联式创新使得创新空间网络化。以华为领先的5G技术即源于对土耳其Arikan数学论文的搜寻与解析表明,数字时代互联网促使多元化创新主体在网络空间彼此连接、交互创新,创新方式的网络化、协同化成为企业创新的基本特征。第二,数字创新平台作为底层支撑者,赋能和孵化多维创新,互联式创新使得创新主体的边界模糊化。数字时代以小米IoT开发者平台、阿里云supET和腾讯未来网络实验室等为代表的自我生长形成的数字创新平台与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禀赋和信息之间优势互补、形成了平台支撑和孵化企业创新新模式。第三,注意力经济引致以消费者为起点驱动创新,互联式创新促使创新链逆转。在互联的网络空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用户即创新者”。人人都可以成为注意力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微观创新主体呈现分布式节点成长。进一步选取2015-2020年从事企业级ICT业务的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绩效更好的企业,是融入互联式创新网络更深,采用互联式创新行为更广泛的企业。

最后基于对互联式创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数字时代中国未来践行创新驱动的对策思路:第一,互联式创新形成的多主体协同的全球创新网络,更有利于企业整合资源、搜寻各类知识、攻关“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此,中国企业需要全方位地数字化转型并深度融入万物互联新时代,以互联式创新为抓手,抓住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进化引致的“技术创造的机会窗口”,努力成为全球知识网络中的枢纽节点,进而主导数字时代的创新格局。第二,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实现数字技术创新重大突破,关键在于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的知识连接成本。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形成各类主体有效连接的可行路径。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顶层设计为引领,打通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平台的全场景,构筑高效联通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底座。第三,数字时代创新治理的重心在于促进以知识聚集为核心特征的创新枢纽节点的成长。枢纽节点决定着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演化。一方面要强化以知识聚集为底层支撑的创新枢纽节点在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打造枢纽企业主导的资源共享、协同研发的开放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对枢纽节点企业进行甄别与规制。要明辨龙头企业优势地位到底是由于知识偏好连接内生演化,还是其他非市场因素外生形成。以企业对市场主体造成福利损失而非企业规模作为反垄断的标准,鼓励创新反垄断工具。